2018年安放大朗园区的名人名士

作者: 来源: 日期:2018-12-22 11:05:25

民盟四川省第八届委员会主任委员张国辉

国辉同志生于1932年2月,四川西昌人,汉族。1951年12月加入中国民主同盟,1955年10月参加工作,1981年7月加入中国共产党,2003年退休。

年轻时的张国辉同志亲眼目睹广大民众在国民党反动独裁黑暗统治下蒙受的苦难,在读中学期间,深受爱国民主自由战士李公朴、闻一多事迹的震撼影响,怀着对民盟先辈爱国行为、学术造诣和道德风范的深深崇敬向往,在读华西医科大学二年级时加入了中国民主同盟。

1955年张国辉同志大学毕业,分配到四川省卫生厅工作,1957年1月调入四川省人民医院眼科工作。1983年至1991年任四川省人民医院副院长;1990年至1993年任四川省科技委员会副主任兼任四川省科技顾问团秘书长,分管软科学研究及社会发展工作;1993年被选为四川省人大常委教科文卫委员会和资格审查委员会委员,1998年被选为全国人大代表、四川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1986年担任民盟成都市第八届委员会副主委,1992年担任民盟四川省第七届委员会副主委,1997年担任民盟四川省第八届委员会主委。

张国辉同志历任眼科主治医师、副主任医师、主任医师、眼科副主任、眼研究室主任、四川省人民医院副院长;《四川医学》副主编、中华医学会眼科分会委员、中华医学会四川省眼科分会副主任委员、中华医学会第十九届理事会理事、中华医学会四川分会第二、三届副会长、全国医院管理委员会理事、四川医院管理委员会副会长、中华红十字会四川分会理事、四川省防盲办主任、四川省科学技术委员会副主任、省科技顾问团委员兼秘书长、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四川省学术技术带头人。

张国辉同志作为一名眼科医生,爱岗敬业,在工作中医德崇高,把治病救人作为为人民服务的神圣职责,从不轻易放弃为病人服务的机会,几十年如一日坚持看门诊,在学术上追求精益求精,为不断地钻研眼科方面的新技术,1982年赴日本京都大学研究眼底病及眼电生理,先后在国内外发表论文32篇,获省科协、卫生厅、医学会优秀论文奖三次,科研成果泪囊鼻腔造孔术研究获四川省首届科技大会四等奖,输精管结扎术后对心血管的远期影响(眼底部分)、中空式接触镜电极的研制和临床运用各获四川省科技进步三等奖。张国辉同志是我国最早开展玻璃体切除术治疗玻璃体、视网膜疾病的专家之一,在我国首先引进和推广了静态视野检查技术,达到国际先进水平,首先引进开展了部分外直肌脉络上腔移植术治疗视网膜色素变性,改进了术式使手术操作更加安全可靠,受到眼科界的高度评价。业务上的突出成就,使他的名字1991年编入美国巴郎思亚太地区名录,1992年编入英国国际传记中心亚太地区名录及1994年美国巴郎思世界名录。

张国辉同志在担任四川省人民医院业务副院长期间,分管医疗业务、科研、教学、外事、并主管医院改革。他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经过大量的调查研究、多次带队外出考察、反复的科学论证,综合形成了省医院管理体制改革方案,领导医院迈出了改革的第一步,使医院面貌发生了可喜的变化。80年代后期,张国辉同志主持筹建四川省急救中心,他亲自收集、翻译、整理谈判所需资料,不辞辛苦地与意大利代表多次谈判、努力争取政府配套资金成功地达成合作项目,并亲自主持中心大楼的设计、施工,为更好地保护人民生命安全付出了辛勤的汗水,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张国辉同志任省防盲办项目主任期间,与德国克利斯多夫防盲协会在四川开展防盲工作,主持和参与培训了150位眼科医师,使省内原来没有眼科医生的县医院至少有了一名眼科医生。同时常年带领医疗队到省内一些边远农村去为500余位白内障患者义务实施手术,使他们重见光明,受到国内外眼科界的高度评价。

张国辉同志任民盟四川省委副主委、主委期间,继承和发扬民盟前辈的优良传统、道德修养、思想风范,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团结带领四川民盟各级组织和广大盟员在“盟遂合作”、东方绝缘材料厂、凉山大学、四川函授大学等工作中寻找民主党派参政议政、服务社会与地方工作的结合点,发挥民盟自身优势,为四川的改革开放建言献策,为四川民盟履行好参政议政职能做出了贡献。

张国辉同志作为民盟的代表性人物,他自觉维护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团结领导四川盟员与中国共产党真诚合作,为四川的改革开放、人民的幸福生活,提出过许多很好的建议。在半个多世纪中,张国辉同志热爱中国共产党、热爱社会主义、热爱中国民主同盟、热爱统一战线事业;他理想信念坚定、思想解放、眼界开阔、见解深刻;他勤学善思、工作勤恳、作风民主;他心地善良、宽厚待人、严于律已、广交朋友;他廉洁正直、谦虚谨慎、克勤克俭、甘于奉献,在群众中享有较高的威望。

张国辉同志的一生,是追求光明、追求真理、追求进步、爱国爱民、与时俱进的一生;是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热爱社会主义,不懈奋斗的一生。他为我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现代化建设事业作出了贡献;他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统一战线和多党合作事业作出了贡献;他为四川民盟的发展和建设作出了贡献。他的逝世使四川人民失去了一位医德崇高、技艺精湛的好医生;他的逝世使我省爱国统一战线失去了一位德高望重的老同志,使民盟组织失去了一位有影响的爱国民主人士,是四川统一战线的一大损失。他的精神和品质永远值得我们学习。

四川肾病第一名中医、全国首批获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著名中西医结合内儿科专家、成都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教授吴康衡

吴康衡教授是江苏人,1956年,24岁的他从江苏医学院毕业时,响应国家支援三线建设的号召,远离故乡,来到了天府之国。他如愿来到原成都中医学院,当时医院初建,环境非常艰苦。

在学校的安排下,他拜师中医杂病名家戴云波,3年后又师从名医刘安衢。得益两大名师的言传身教,吴康衡很快深悟了《伤寒论》《内经》《瘟疫论》等中医经典的精髓。1961年,他被破格提拔,成为当时为数不多的最年轻的主治医生之一。

2003年3月,非典疫情来袭,吴教授卧病在床,但他立即嘱托四川省中西医结合学会秘书长,召开常务理事会讨论对策,并亲自撰文《从瘟疫证治试论非典型肺炎》,向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献计献策。

一晃眼,吴康衡在成都待了60余年,他把这一生都奉献给了医学事业,一直坚持工作在临床一线。他将西医病理生理学与中医辨证论治思想相结合,潜心于急危症、疑难症和新病种的研究,主攻免疫性与感染性疾病,尤其擅长肾病及多种疑难杂病的诊治。他创制了6个配套方药,并对肾炎性肾病、紫癜性肾炎、乙肝相关性肾病,衍用活血化瘀法进行辨证施治,疗效显著。他也因此被誉为四川肾病、疑难杂症第一名中医。不少严重的肾病患者(如尿毒症)原本几乎绝望,经吴康衡医治后都好转了。85岁高龄的他,生前每周仍坚持坐诊,给众多病人问诊。

拯救他人、牺牲自己、贡献卓越……6月4日,成都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官方微信发表了悼念吴康衡教授的文章,他的弟子和后辈纷纷发文悼念。“听过吴老讲课,很生动、易懂。”一名听过课的后辈向他致敬,称之为当代大医,“向这样一位有医德的老先生致敬,您把一生献给了医学事业,我们感谢您!”

成都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教授、主任医师、硕士生导师孟晓露言语中则流露出悲痛,她向恩师致敬。“没能见年您最后一面无法释怀,您是我的恩师和引路人,感谢您的无私传承,使我终身受益。感谢您的包容和关怀!”惊悉吴老仙逝,该院放射科退休职工吴永康也表示十分哀痛。

同时,他的部分弟子也发文悼念。成都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主任医师、教授、博士生导师常克通过一则挽联,深切悼念恩师吴康衡仙逝——“温病肾病泻病病病登峰,创医学结合新模式”,字里行间总结了吴康衡的医学成就。

多年来,吴康衡教授不遗余力,把60余年来积累的丰富临床经验,毫无保留地传授给了无数的弟子和学生,这些弟子在其本人的策划指导下,申报了多项国家级、部省级课题及30余项厅局级科研课题,共培养全国师带徒老中医专家1人,四川省名中医3人。

“他永远都以病人为先,老少边穷地区来看病的,他每次都会加号给病人看病。”成都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肾内科主任、教授陈明是吴康衡的关门弟子,在他眼里,吴老不仅医术精湛, 医德更高。今年已经85岁高龄的吴老,生前仍坚持每周坐门诊。他回忆,有三种病人吴老是必看:老少边穷地区来的病人要看、儿女带着父母来治病的要看、孤寡老人残疾人优先看。“这样一来,最多的一次看80多个,到了下午2点半开会时还没看完病人,更没来得及吃饭。”此外,在开药单时,面对经济不宽裕的病人,也尽量找相同药性的廉价药替代昂贵的药,还特别交代患者,将药多熬一会儿,一副药就可以吃三两天……

对于吴老的去世,陈明感到有些突然。2个多月前,吴老身体开始出现不适,出现拉肚子、昏倒等状况,暂时停了门诊。可没过多久,吴老又重新回来上班,带着病体坚持工作,他嘴上总说“身子硬朗,没有问题”。直到4月底,病情严重了,才不得不停掉门诊。

作为弟子的他一直谨记着吴老的谆谆教诲,“做事先要做人。”

四川省作家协会巴金文学院副院长沈绍初先生


1949年毕业于中国新闻专科学校。历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西南服务团、重庆市军管会文管会文艺处成员,西南文联《西南文艺》编辑,中国作家协会文学讲习所四期学员,中国作家协会重庆分会《红岩》编辑,中国作家协会四川分会《峨眉》编辑,四川省文联《四川文艺》、《四川文学》及《现代作家》编辑、作品组负责人,四川省作家协会巴金文学院副院长,编审。中国作家协会重庆分会第一届理事,中国作家协会四川分会第二、三、四届理事,四川省作家协会第五届委员。1946年开始发表作品。1982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作品:狼牙山五壮士。

国家级预防艾滋病母婴传播专家梁家智医生


梁家智,男,妇产科主任医师,副院长,硕士,省级预防艾滋病母婴传播技术指导专家,从事妇产科临床工作近三十年,具有丰富的临床经验。擅长妇科各种疑难及危重症的救治,子宫内膜异位症以及妇科腹腔镜、宫腔镜的诊断治疗,在妇科肿瘤等妇科手术方面有高深造诣。国际级预防艾滋病母婴传播专家。1985年毕业于华西医科大学医学专业,1996年获妇产科肿瘤专业硕士学位,从事妇产科临床、教学和科研工作20余年。具有较高的专业理论知识和技术水平,四川省生殖健康协会理事、四川省性学会妇女专业委员会委员、四川省妇幼机构评审委员会委员、成都市医学会妇产科专委会委员、《实用妇产科杂志》编委、《中国医学文摘-妇产科分册》编委。先后获中华医学会教育技术分会CAI一等奖、四川省第八届优秀电教科研成果一等奖、四川省科技进步三等奖。发表论文10余篇,参与编写专著4部。

四川民盟省直工委副主委、省政协委员康大荃教授

康大荃,中国摄影家协会会员、理事 ,高级记者,教授。1966年毕业于北京电影学院摄影系。曾任四川画报社总编辑、社长,四川省文联副主席,四川省摄影家协会主席,北京电影学院摄影学院客座教授,四川师范大学电影 电视学院摄影系主任,教授,现任成都理工大学广播影视学院摄影系主任。中国民主同盟盟员(四川民盟委员,四川民盟省直工委副主委)省政协七、八届政协委员。曾获全国摄影金像奖,全国德艺双馨摄影家称号。

先后编著出版了《摄影画面构图的形式规律》、《摄影图片编辑学》、《彩色摄影曝光技巧》、《各类题材摄影》、《摄影构图新教程》等专著。在一、四、五、六届全国摄影理论年会和《中国摄影报》、《中国摄影》、《大众摄影》、《摄影世界》等报刊发表摄影论文数十篇。

1999年获中国摄影金像奖组织工作奖,2015年获得第八届四川省“巴蜀文艺奖——终身成就奖”。

原成都军区空军副司令员、空军中将熊子丹同志


熊子丹,河北顺义(今属北京)人。1947年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194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1951年毕业于空军航空学校。历任空军飞行员、副大队长、大队长、师技术检查主任、团长、副师长。1961年入空军学院学习。后历任军区空军参谋长助理、空军师长、成都军区空军副司令员。1988年被授予空军中将军衔。

四川省原成都市委书记王真


历任山西崞县高小青救会党支部组织委员,五区区委青年委员,晋察冀边区区委党校学员,五台县青救会组织部部长,晋察冀边区北岳抗联干事,张家口市青联宣传部部长兼学生部部长,成都市第十、五区区委书记,东城区区委书记,市委工业部副部长,市委常委、秘书长、市工交政治部主任,市政府副市长,四川三线建设领导小组成都分组政工组、生产组、设计组副组长,四川省基本建设委员会副主任,重庆市革委会副主任、重庆钢铁公司革委会主任,四川省轻工业局副局长,成都市委常委、市委书记、市委顾问,市政协主席等职务。

王真同志是六届省政协常委、地方政协工作委员会副主任。

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经济学家林凌先生


林凌(1926年-2018年5月25日),男,原名何颖达,曾用名何大海,山西省平定县人,中共党员,经济学家,国家级有突出贡献专家,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学术顾问、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中国工业经济联合会副会长,中国城市经济学会副会长,中国综合开发研究院副理事长,《经济体制改革》《开放导报》主编,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另有华东政法大学教授、福建籍中华民间集卡协会学术委员。

2018年5月25日19时5分,林凌在四川省人民医院逝世,享年93岁。

在经济体制改革、城市经济、区域经济、企业改革、政府职能、西部大开发、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中部崛起、港澳台与内地经济、南水北调工程等关系改革和发展的重大问题上都有深入的研究和突出的贡献。

著述、主编、与他人合作的主要著作有:《成渝经济区发展思路研究报告》《南水北调西线工程备忘录》《中国经济的区域发展》《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探索》《中心城市综合改革论》《四川经济体制改革》《中国三线生产布局研究》《产权制度改革与资产评估》《中国东南沿海经济起飞之路》《企业商品论》《利润周期与经济周期》《林凌选集》《转型期的中国经济》《林凌文选改革三十年亲历》等。

“没感觉自己老了,现在还有精力和影响力,想多干点事儿,自己已经把经济学融入了生命。四川是改革之乡,我最欣慰的一件事情就是自始至终坚持了改革的理念,“我还想活几年,看看今后国家和世界的发展会是什么样子”。

“我并不在乎什么地位,而是看重自己真正贡献了什么。别人觉得我受委屈,可我并没有觉得受了委屈。”

“我原来不是搞经济这一行的,刚开始没多少信心。跟孙冶方接触后,感觉经济学关系国计民生、国家社会的前进方向,这才坚定了信心”。

“在儿女的眼里,自己是一个成天干活的父亲,经常过节的时候不在家,家里的事儿一点也不管。一辈子太忙了,给子女教诲和照顾比较少,这是人生的一大遗憾。”

“年轻人一代,可能不会有老一辈的经历,但是一定要在自己的经历里做重要的事。”

林凌4岁的时候,父亲因病去世,母亲带着他和2岁的弟弟相依为命。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年幼的林凌参加了抗日活动。当时他在平定县城读高级小学,母亲则做小贩卖压面维持生计。 后来,叔叔托人让林凌到太原一个烟丝店当学徒。13岁时,母亲去世,弟弟被村里的好心人收养。在烟丝店当学徒期间,太原中学恢复招生。林凌白天干活,晚上点着油灯复习。瞒着老板和家人偷偷去考试,结果被录取了。林凌立即给叔叔写了一封信:“我想读书”。

林凌说一共有过三个名字,最初是父亲起的名字,叫何颖达,寄意今后能够读书当官的意思。抗日后改名何大海。大学时,为躲避特务追捕,又一次改了名字,叫林凌。在叔叔、老师同学和奖学金的帮助下,1945年,林凌顺利完成初、高中学业,并以山西省第三名的成绩被录取为北京师范大学保送生。1946年参加地下党后,根据组织的意见又调到了物理系。

在北京师范大学学习期间,学校组织去晋察冀根据地参观。回到学校后,林凌很快参加了地下党。同时,他还踊跃参加各种学生活动:演讲、投票、选举、唱歌、组织社团、写诗、写时事评论等。还办了一个行知图书馆,通过同学捐款,购买了很多进步书报杂志。1948年,林凌的地下党身份暴露,被列入特务的抓捕黑名单。根据组织的指示,他与一个女同学扮作夫妻,前往冀中根据地河北沧县(现沧州市)泊头镇。在中共中央华北局城市工作部,继续从事学生运动。北京解放前夕,林凌调到刚解放的北京石景山钢铁厂(今首都钢铁公司)任工会副主任,从事企业民主改革和经济恢复时期的工人运动,和工人一起修复被破坏的设备,恢复生产。1949年后期,到天津全国总工会干部学校学习社会主义时期工会工作经验。

1950年,林凌与夫人一起南下重庆,开始了与四川和重庆长达半个多世纪的缘分。林凌被分配在全国总工会西南办事处工作,继续从事企业民主改革和经济恢复时期的工人运动。1954年调至重庆钢铁公司任党委常委、工会主席、转炉厂党委书记。在重庆,林凌参与修建成渝铁路。这条铁路是解放后中国自行设计施工、完全采用国产材料修建的第一条铁路。过去修铁路,钢轨从外国购买。重钢有生产钢轨的设备和技术,可是钢坯不行,轧出来的钢轨不够长,于是得从鞍钢把钢坯运来。“工人们非常兴奋,一停车,大伙儿就趴在铁轨上,看钢轨上轧着的工厂名字,听火车运行中‘咣啷咣啷’的声音”。林凌说,1952年7月1日,成渝铁路正式通车。林凌到成都参加通车典礼。

1959年,林凌调到中共四川省委,担任省委第一书记的秘书。不久,调至中共四川省委办的《上游》杂志任工业组副组长。1962年,调到新成立的中共中央西南局工交政治部任办公室副主任。


原成都军区后勤部部长王世麟同志

四川省军区正军职退休干部、原成都军区后勤部部长王世麟同志,因病于2018年6月3日在成都逝世,享年83岁。

王世麟湖北沙市人。1951年8月,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1955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51年至1952年进入军委运输司令部锦州军事运输学校学习。1952年10月至1955年10月,历任西南军区司令部军事交通处见习参谋、技术员。1955年10月至1966年3月,任成都军区司令部军事交通部技术员、参谋、公路科副科长。1969年11月至1978年7月,任成都军区后勤部军事运输部公路科、运输科、交通战备科科长。1978年8月至1983年8月,任成都军区后勤军事运输部副部长、部长。1985年8月,任成都军区后勤部副部长,在成都军区云南前线指挥部后勤部主持工作。1986年6月至1996年8月,任成都军区后勤部部长。1980年3月至1981年1月、1983年9月至1985年7月,先后在解放军后勤学院高级班、军事学院高级指挥班学习进修。1988年9月,被授予少将军衔。中国共产党第十三次、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1996年8月,退休。

祖国的东经78°25′至99°06′,北纬26°44′至36°32′之间是一片神秘而充满魅力的人间净土,这里就是雪域高原——西藏。有人会为瞻仰过布达拉宫兴奋不已,有人会因战胜过高原反应无比自豪,而有这么一位荆州籍的将军,他一生曾39次进西藏,他克服常人难以想象的困难,跋山涉水治理运输线,呕心沥血建设川藏线。本期节目,就让我们一起走近这位共和国少将王世麟。

在新中国许许多多条路里,这是一条最难修的路,它修建在平均海拔4000米以上的世界屋脊,凝结着11万藏汉筑路军民的勇气和智慧,辛劳和勇敢,心血乃至生命。在新中国许许多多条路里,这也是一条最常被歌颂的路。这条绵延4000多里的公路,成为了连通西藏和内地的母婴脐带。

王世麟的军旅生涯有大部分是在西藏和川藏线上度过的,重修、建设川藏线,运输物资是他的职责,而在在海拔5000多米的高原执行任务谈何容易,如今王世麟还清晰记得20多岁时,第一次进西藏的感觉。

身体的不适算不得什么,川藏线上恶劣的气候和险峻的地势才是对官兵最大的考验。

在川藏线上行车处处存在危险,从成都出发,运送物资的车队在四川盆地和青藏高原横断山系之间就遇到了第一道险关,这里的一座“二郎山”山势陡峭、峰峦叠嶂。最险的是在东西距离不到100公里的范围内,海拔从不到500米陡升至5000多米,开车经过需要不仅是技术,更需要勇气。

一首《二郎山》唱出了部队官兵的心声,“解放军,铁打的汉,下决心坚如钢,要把那公路修到西藏。”这一条共和国最高的路,它的高不仅仅只体现在地形上,它从以骆驼代步的年代走来,用匮乏的工具和资源开凿出来,但却承载了半个多世纪以来祖国的寄托与希望。在这条路上,有过颂歌,有过血泪,也有牺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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